秦朔对谈许定波：“不出海就出局”，为什么与怎么做？

迈向全球化：理论、实践与出路

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企业出海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出海之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海外市场立足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众多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出海》一书中，收录了知名媒体人、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许定波的一次深度对话，他们从全球化视角出发，深入探讨中国企业出海的背景、面临的困境以及应对策略，旨在为出海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Q

中国企业出海是这两年特别热门的话题。“不出海，就出局”，可能说得有点绝对，但也反映了改革开放40多年后，基于我们在方方面面积累的产业能力，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今天全球地缘政治的变化也给企业出海带来了新挑战。对联想集团这20年的发展，许教授从商学院角度，我从财经媒体角度，都有长期观察。我也有很多问题想向许教授请教和探讨。对出海，很多人的理解其实是不同的。许教授如何从全球化角度来定义企业的发展？

A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来看。一是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二是对外投资，如联想集团收购IBM PC业务，三一重工2012年收购德国的普茨迈斯特；三是技术出海，如中国的“新三样”（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又如三峡集团在欧洲和南美的拓展；四是品牌和管理模式的输出，如海尔集团对外输出了“人单合一”模式。2024年1月，中国总会计师协会派团队参加了美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分会年会，我在会上介绍了“人单合一”，会后美国管理会计分会会长专门给我写了封信，说“It’s eye-opening”（它让人大开眼界），可见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创新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谈到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我觉得一个转折点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0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只有4743亿美元，2022年就达到了62509亿美元，增长的幅度非常大。

Q

中国在2020年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政府也希望中国出现一批“世界一流企业”。我们的企业为什么一定要出海？

A

从比较传统的角度看，首先是为了获取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如矿产，以及人力资源。现在东南亚、南美、非洲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东南沿海低，“走出去”就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

其次是拓展市场的需要。中国市场的竞争大概是全世界最卷的。最近见到中欧的一位校友，他们公司的产品要出口，谈判时报了一个价，对方就接受了。他们报的是人民币的价，对方认为报的是美元价，差了七倍。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中国市场的价格竞争真的非常残酷也是现实，而海外市场的空间相对要大一些。一些企业管理者跟我讲，即使把美国要加的税算上，他们的产品仍然有竞争优势。

最后是技术发展的需要，既包括中国企业的技术“走出去”，也包括到国外吸收有价值的技术。当然，从短期、中期来看，贸易纠纷、贸易战会持续升级。我认为我们应该头脑冷静，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果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增加很多限制，那么中国企业的生产基地有必要转移到其他国家，再从那里出口到欧美。只有“走出去”，变成像平台一样的具有辐射性的企业，企业才能扩大影响，赋能周边。如果你不“走出去”，最多也就只会赋能中国周边几个国家。如果你能走到欧洲，走到美国，把平台做起来，那么你就能向全球辐射，企业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走出去”应该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Q

全球市场不是中国市场的“拷贝”，它对出海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指出：“企业家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高把握国际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的能力，提高把握国际规则能力，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提高防范国际市场风险能力。”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加快建设一批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从商学院教授的角度，您如何理解出海对企业以及企业家，有什么和过去不一样的新要求？

A

首先，出海对企业和企业家的理念、格局有新的要求。你要关注的是全球市场，而不只是守着眼前看得见的市场。这就需要全球视野，需要掌握各个市场的知识。比如我们一直待在国内的人很难想象，在西方很多国家，宗教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你要在一个国家真正把业务做成功，就要关心它的文化、宗教信仰、政治体系，以及历史，更重要的是对其法律法规有了解。

又如从国别风险识别的角度，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货币兑换自由，法治比较健全，人均收入水平高，但对中国企业来说，要经受“走出去”的投资审查。新兴市场的问题则往往是，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波动严重，法律和市场监管规则不健全，合规风险比较大。

2023年我和时任国资委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杨亚先生进行对话，他曾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CFO，国家电投集团副总经理、CFO，他指出到欧洲投资和到巴西投资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欧洲投资，中国企业靠自己，有可能做得很好；但到巴西投资，如果不找一个当地合作伙伴，或者不是跟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别国企业很难做好，因为巴西的法律法规很复杂，也不太透明，还经常变。

除了要了解外部的情况，还要了解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差异。当你走进海外市场时，要意识到按国内的方式管理国外的企业，很可能是行不通的。你发现与工会打交道变得很重要，对国外的员工不能像中国一些企业里的员工那样搞“996”，这在美国或欧洲很多国家完全不可能。你的公司治理、管理都要随之调整。

Q

您曾经提出，出海后，企业只有把资产、业务、人员管理的整合，文化的融合做好，才能成为有生命力、有扩张能力的公司，企业的市场价值才能提高。在今天的出海浪潮中，企业如何才能行稳致远？您能不能给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A

这个问题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研究，我想从平台企业的角度去谈。因为最近这七八年，大家都意识到，链主企业、平台企业的重要性非常显著。像苹果公司，就是典型的链主企业、平台企业。有研究表明，平台的设计提供方大概可以拿到整个价值创造中50%的份额。未来的企业，到底是做平台的设计提供方，还是做平台的参与方，抑或所有平台都参与不了，这将决定企业的命运。中国企业出海一定要理清楚，你是作为平台设计方走向国际，还是为资源方参与国际交流，还是作为用户加入别的平台。

要成为平台设计方，首先要有一定规模，联想这点做得非常好，联想一直坚持，哪怕影响短期利润，也要把自己变成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用规模赢得上游供应商（如英特尔、微软）更有力度的支持。熊彼特在提出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发展理论》这本书里，也谈到过另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说，如果企业只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生存，那么它是没有经济地位的。

真正重要的企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企业，要打破这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造就一种非完全竞争的市场地位，要有一定的“垄断性”，也就是要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只有到了此时，企业才真正可以做一个平台设计方，再吸引其他资源方进来。所以，坚持不断的创新，在技术和效率上保持走在你的竞争对手前头，这是一个关键。联想作为世界销量第一的PC企业，具备了平台属性，而且是全球性的，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联想在全球产业领域有很大影响力。

根据我的观察，联想平台对于外部最重要的赋能，供应链肯定是其中之一，此外是通过平台，将全球各地差异很大的业务整合起来，逐渐降低交易成本。我们要尊重本地差异化，但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也会增加管理的复杂性，降低企业的整体利润。因此，既要尊重地区的差异性，发挥当地的积极性，又要将战略互补性、战略协同性结合发挥；既要尊重差异化，又能通过整合供应链和管理体系降低交易成本，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信息不对称是企业管理机制设计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交易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利用私有信息获取信息租金，而信息租金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整体效率的下降。一个平台最重要的赋能功能是其通过获取信息、分享信息，降低生态体系整体信息租金的能力。大型企业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在平台设计和提供方面也应有更大的作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念与格局是企业能否行稳致远的第一要素。一家平台企业可以利用其比其他参与方更优的信息，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租金，也可以主动限制自己获得的信息租金，追求整个平台生态体系的最大效率提升和长期价值创造的能力。我觉得一家真正行稳致远的企业不应该走第一条路。

Q

在企业出海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地缘政治环境越来越复杂，很多国家的民族主义乃至于民粹主义都在上升。出海企业如何建立身份认同，变成一件需要思量的事情。您在过去的一些研究中提到过，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要做一个优秀的世界公民，只有做了优秀的世界公民，才能够真正创造价值，对母国也产生更大的价值。在这方面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A

这其实是我最近几年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要尽量减少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经济开放、全球化、企业“走出去”的干扰。最重要的是真正把企业做成功，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联想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中国企业，在IT、高性能计算、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能够在影响力层面兼顾主动性。

但我们的出海企业，需要充分了解当地文化，并落到实处。中国企业和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是需要靠实践做出来的。同时一定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一个愿意耕耘当地、融入当地，而且为当地做出贡献的好的企业公民。这是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一个界面问题。需要摒弃一些舆论噪声困扰，在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共创价值。

Q

最后一个问题可能跟您的经济学背景有关。国际贸易里有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萨缪尔森也有很多研究。从国际贸易理论的角度，您对企业全球化有哪些观察？

A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在世界很多地方，全球化成了一个糟糕的事情，我们要为全球化辩护，从理论上正本清源。1986年我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同时也在大学做兼职。第一年是做助教，从第二年开始我就给本科生上课。我教的第一门课就是“国际贸易”。那时在主要商学院和经济系的课堂里，如果有谁挑战全球化或者质疑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他会被认为脑子有毛病，不像现在，挑战全球化好像变成了主流观点。

大卫·李嘉图说，只要我们两个之间有相对的竞争优势差异，就可以相互贸易。哪怕是你在生产所有的产品时都很强大，而我在各个方面都更弱，但只要我们的比较优势不一样，就应该交易。先进国家一般在高端产品生产方面有比较优势，落后国家在低端产品生产方面有比较优势。根据当时的理论，哪怕是我生产低端产品的绝对优势不如你，但我有相对优势，所以我就生产衬衣这类低端产品，你去生产飞机、芯片等高端产品，然后通过交易，你们发达国家受益，我们发展中国家也受益。

但是后面发生了什么变化？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快速增长，给西方企业和经济带来了很大压力，也使得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德高望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2004年，萨缪尔森89岁时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挑战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他指出，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生产飞机，发展中国家生产衣服，自由贸易对交易的双方都有好处，但关键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会永远生产衬衣，它以后也要去生产飞机。

当这些企业进入发达国家企业擅长的领域时，从理论上可以证明，在一定的假设下，发达国家的企业会变得不是相对更糟糕，而是绝对更糟糕。刚好在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所谓“锈带”现象，即老工业区的衰退，这就印证了萨缪尔森的理论。2004年，我看到萨缪尔森这篇文章时，觉得这个老先生是老糊涂了。没想到后面2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贸易体系的改变，竟跟萨缪尔森的预测完全一致。

那么西方是不是一定要把自己封闭、保护起来？也不见得。假设我是发达国家的一家企业，我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竞争，我可以要求本国建一个围墙把自己保护起来，但其他国家的企业还是会发展，这样我只会变得越来越弱。

真正伟大的企业应该怎么做？应该勇敢地迎接、应对来自全球的竞争，然后自己调整，加快研发创新，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中国进入飞机、芯片领域了，你就要不断地升级，找到更高的新比较优势。所以，哪怕萨缪尔森的理论是正确的，我觉得美国人也不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要跟中国企业竞争。这样中国企业会进步，美国企业也会进步。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大家都能发展，这比分裂成几个各自保护的市场，对人类而言有更好的前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ID：CEIBS6688），作者：许定波 秦朔。